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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00美元之后怎么玩
2013-01-05

中國能否成為一個“高海拔”的玩家

改革開放30多年來,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。看看各個城市從早到晚的堵車長龍,以及世界各地超市中商品上“Made in China”的標簽就知道了。我們為世界生產了運動鞋、服裝、玩具、電器……應有盡有、蔚為壯觀。

連續多年10%左右的經濟增長,自然是好事。但因此失去自知之明,意識不到未來經濟發展將向我們提出全然不同的挑戰,也是危險的。在2012年天津達沃斯論壇上,就曾有一位大牌經濟學家斷言,盡管有全球經濟疲軟、中國的出口乏力大背景,但中國經濟仍將在未來20年保持每年的8%增長,。只要中國再來一輪新的經濟刺激,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,下一輪高增長便能實現。

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,這位經濟學家仍能保持此種樂觀主義精神,確實非常令人欽佩。

不過,筆者倒是更愿意從登山的角度來類比經濟發展,相信那些愛登山的企業老板們對此會很有體驗。

如果一座山海拔6000米,那么攀登前面3000米和攀登余下3000米顯然是兩回事。前面3000米坡度平緩,海波較低,人呼吸也順暢,不會有高原反應。在這階段,身體棒點的,一路小跑就過去了,速度很快。

后面3000米呢?山勢肯定更加陡峭了,也沒有像樣的路了,深一腳淺一腳全靠自己摸索。更大的問題是,隨著海拔升高,人的高原反應也來了。這個時候,你還想著能保持前3000米的速度?顯然不太現實。

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,難的都在后面,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

事實上,在“低海拔區域”,很多國家都曾有過讓人矚目的經濟表現,日本、韓國、我國臺灣,經濟發展速度都曾經是“嗖嗖的。但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,人力成本提高了,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上升到一個平臺期,想再保持經濟8%甚至10%的增長就很難了。

這也許可以說明,為什么大多數國家在剛剛體會到經濟發展的甜頭后,又紛紛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無法自拔。

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5500美元,這通常是發展中國家面對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一個臨界點。

那么,中國能否快速跨過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成為一個合格的“高海拔玩家”?

 

回首十年

這個世界上,很多事情都是不難想到,卻很難做到。

比如10多年前,我國就預見到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可持續,資源、環境等都吃不消,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。今天來看,收效甚微。原來的問題依然是問題,似乎一樣都沒少。

這中間似乎有一個悖論——那么,中國經濟過去10年又是如何取得高速的經濟增長的呢?

當然,中國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和人民辛勤的工作自然是功不可沒,不過,也不能否認,我們“借”的幾樣東西發揮了很大的作用。

一是人口紅利。大量廉價的青壯年勞動力供應,是我們向改革開放之前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“借”的,拜他所賜。這個話題不必多說,大家都明白。

二是我們“借”了其他國家的市場,或者說借了人家的“消費”,產品大量出口到了世界各地。雖然本國內需增長緩慢,但 還在人力成本便宜,低端產品出口有價格優勢。這個話題也不必多說。

三是貨幣的超發。這可謂是“借錢”。錢是向印鈔機借的。2002年底,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(M2)余額為18.5萬億元,而到20066月,這個數字變成了92.5萬億元。不出意外的話,2013年新年鐘聲敲響的那一剎那,100萬億元已經被我們的M2豪邁地甩在身后了。

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后,美國政府搞起了貨幣量化寬松(說白了就是多印錢),惹得全世界罵聲一片。

不過,客觀的說,美國M2GDP的比值一直保持在0.6:1~0.7:1之間,即便寬松之后,也在此范圍內。再看看我們的這個比值,2000年是1.33:120011.39:1,20021.52:1,首次突破1.5億倍數臺階,20031.61:1,首次突破1.6倍數臺階,20091.78:1,突破1.7倍數臺階,20101.82:1,突破1.8億倍數臺階。

中國GDP只有美國的一半,市場上卻流通著接近美國2倍的廣義貨幣。

——無疑,這些從印鈔機上傾瀉而出的鈔票,充當了激素的作用,在刺激了經濟的同時,也導致了明顯的通貨膨脹。當初為了應對世界金融危機而推出的“四萬億元”刺激計劃,在很多工程承包商分享大小盛宴的同時,尋常百姓的體會確實辛辛苦苦存下的養老金瞬間揮發,物價上漲速度遠比收入上漲快。問題是,這真的是發展經濟的本意嗎?難怪我們國家最近提出要追求“實實在在”和“沒有水分”的增長。

顯然,依靠“借人”“借錢”“借市場”的發展模式,未來10年是很難繼續為我們帶來高速增長的。

甚至有網友認為:“中國從沒創造過奇跡,所有中國模式,不過是便宜勞工加上流氓山寨。因為分配嚴重不公,造成官員及其親屬、央企員工收入畸高,這些人在全世界瘋狂購物,讓全世界產生了誤會,以為中國人真有錢。

話雖有點偏激,但卻可以提醒我們:我們不能把低海拔的招數,用到高海拔的地方去,還以為自己仍然會東方不敗。

 

明天我們交易什么

從中國股市的現狀,可以理解中國經濟明天最缺的是什么。

有人說,當前中國股市不是牛市,也不是熊市,二是“僵尸市”——接近97%的A股賬戶長久沒有交易記錄,變成了一動不動的“僵尸”。何以致之?2012年,每個賬戶平均虧損78700元。股民的心理受到了致命的打擊,哀莫大于心死。

最近幾年,中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表現亮眼,何以中國股市“熊冠全球”,“執世界之熊耳”呢?

其中的原因自然是莫衷一是。不過,英國路透社的一篇報道分析的深刻,一下子找到了問題的根本。它認為中國的股市,并沒有為好的企業提供發展資金,根本上是服務于少數人利益的。那么,誰是這些少數人呢?打通多道關節獲準到市場上來圈錢的公司、各種背景深厚的機構投資者、手握生死大權的監管部門……他們依靠各種資源,在股市中各顯神通,甚至有時候還“強強聯合”,攜手維護自己的利益甚至謀求非法和違法的利益。

從一開始,這場游戲就注定了普通投資者傷財又傷心的結局。在或明或暗的規則和潛規則面前,所有的有利因素都不在自己身邊,普通投資者剩下的只有當“僵尸”的命了。

那些“少數利益群體”獲得了不菲的利益,但是整個市場形近崩潰,提供直接融資的功能喪失。最后,輸家成了輸家,連贏家因為不陽光的贏也成了輸家。別人總是輸輸怕了,都跑了,不跟你玩了,你還能再是贏家嗎?

我們能搞好義烏小商品市場,而且把這種模式復制到全世界,但是我們卻無法建設好自己的華爾街。

其實,華爾街也不是一出生就是完美無缺的,就是今天也談不上完美。在描寫華爾街發展歷程的《偉大的博弈》一書中,充斥著騙子當道、弱肉強食的例子,美國早期的投資者也是被騙的一愣一愣的。但好在華爾街是建立在各方博弈的基礎上的,彼此都有個制衡。輸家如果發現游戲規則對自己不利,肯定會高呼“這不公平”,然后大家一起坐下來討論如何完善游戲規則,以免再有人鉆制度的空子。有問題就改,大家才會接著玩。

不怕有問題,就怕明明有問題卻被強勢游戲者“捂蓋子”維持現狀不準修改規則,甚至根本不給弱勢玩家發言的機會。

只有讓市場變得更加透明、公正,才能吸引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參與進來,市場才能做大。這種平等博弈。自我糾錯的基礎和機制,正是華爾街發展成為全球資本市場制高點的基礎。這背后,又需要一個國家信用、法制等大環境的支撐。

打個比喻。過去,你生產一雙拖鞋,當面拿給消費者讓人家選購。人家一看,顏色款式質地都還行,價格也公道,多半就買了。在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商品市場,交易往往就是這么簡單,不涉及太多的東西。

但是,你的公司發展需要更多的投資,跑去來找人投資入股,說:“哥們,買我10000股吧股票吧,10元錢一股。到時候你就是我公司的小股東了,占1%的股份,利潤也分1%給你。”這個時候要想做好生意,就沒有那么容易了。看得見摸得著的“拖鞋生意”,屬于低海拔的玩法;看不見摸不著的“股權融資生意”屬于高海拔玩法。

當前,沙特、伊拉克等中東國家是世界石油的主產區,但能決定全球石油價格的地方卻是紐約和倫敦的交易所,盡管美國和英國的石油產量無足輕重,起決定性作用的是,紐約和倫敦提供了兩個最符合高海拔玩法的場所,要玩這種高級資本游戲,只能到那里去。這也為美國和英國賺取了巨額的金融利潤。

今天的中國,更多的是在與全世界交易著看得見摸得著的商品;明天,如果我們依然期望經濟高速增長,就必然要學會向全世界提供諸如文化、服務、咨詢、教育、金融等“軟”產品。顯然,從1992年至今已歷20年的中國股市發展歷程來看,我們還需要學習很多知識,做出很多改變,才能應對這個挑戰。

 

新三駕馬車吃什么草

過去長期支持中國高速增長的一些條件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:一是人口紅利漸趨枯竭,勞動力市場出現短缺;二是能源、環境的成本在迅速提高;三是出口不能再告訴擴張。

有人說,中國經濟老的三駕馬車走進了歷史,必須盡快找到新的三駕馬車。

經濟學家不約而同的把目光集中在了“城鎮化”、“激活民間資本”和向“中國制造”轉型身上,提出土地、貨幣和更高級的人力資源將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新支柱。也有學者把它表述為“城鎮化、資本化、金融化”,內容大同小異。

首先看城鎮化。改革開放30多年來,我國城鎮化速度明顯加快,城鎮化水平由1978年的17.9%提高到2011年的51.3%。但與發達國家約80%的城鎮化水平相比,仍有很大提升空間。

不用懷疑,城鎮化一邊牽著投資,一邊牽著消費,可以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巨大的戰略空間。首先,它可以把大量農民變成城鎮的市民和二三產業的工人,能夠提高收入,增加消費。與此同時,城鎮化的建設過程,也對基礎設施等產生強大的拉動作用。第三,還可以促進我國工業化、信息化、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,可謂一舉多得。

有人測算,城鎮化率每提過一個百分點,就會有1300多萬人口從農村轉入城鎮,進而變農民消費為市民消費。

但要讓城鎮化成為中國經濟的一駕新馬車,必須處理好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問題——土地。

在現有的土地框架之下,農民只是土地上的“寄居者”,而在土地征收與拆遷過程中,巨額的土地溢價流入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之手,農民所獲寥寥無幾,又無討價還價的機會。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財富載體,但限于制度的約束,這些財富被“凍結”了,不能變成農民的資本。用秘魯經濟學家索托的話說,這是一種“僵尸”的資本。

要實現城鎮化,土地的征用和拆遷將會繼續下去,如何讓土地的溢價為農民所分享是問題的核心所在。由于涉及到中國的幾億農民,如果繼續使用慣用的“強力征收、野蠻拆遷”的方法,勢必受到歷來視土地為生命的農民的堅決抵抗。沒有共贏的合理規則,農民寧可維持現狀,當“僵尸”,也不會交出土地。

這也是考驗我們是否發展出適應高海拔玩法的新規則。須知,要實現巨量土地的流轉和交易,難度肯定不在玩轉股票市場之下。

同樣,要激活民間資本,使“中國制造”向“中國創造”轉型,都需要高海拔的玩法和規則。

由于游戲規則不透明、不公平,曾嚴重打壓了中國企業家們的創新、拼搏精神。試想,辛辛苦苦做合法買賣,還不如人家官商勾結拿項目做工程賺錢,還有誰愿意踏踏實實搞研發呢?于是,一些企業家就甘愿學習胡雪巖,靠喝酒拉關系賺錢,以“有關系”為榮。這樣,中國自然無法誕生比爾·蓋茨、喬布斯那樣的企業家,“中國制造”就無法升級為“中國創造”。

從歷史上來看,中國幅員遼闊,有著幾十個不同的民族。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,客觀上需要一個強力的政府,以克服存在于國家內部的“離心力”,避免各個地方各行其是,甚至分崩離析。但這帶來了文化上的一些副產品,比如官本位思想,上級的絕對權威甚至是為所欲為,卻缺乏平等、透明、公正的意識,“只準州官放火,不許百姓點燈”。這些會自然地投放到我們的經濟和商業活動中,形成了思維定勢甚至是既得利益格局。

然而站在5500美元的坎上,種種跡象都表明,中國將面臨一個全然陌生的發展體驗。能不能繼續快速發展,不僅僅考驗我們重新進行制度頂層設計的經濟智慧,更考驗我們是否敢于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政治智慧。

從這個角度講,中國每一個經濟細胞遇到的挑戰和困難,也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將要遇到的挑戰和困難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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